来源：新京报
“打工赚不了几个钱，但多打几份工可以让你没时间花钱。早安，打工人！”
“皮革厂会倒，小姨子会跑，只有你打工到老。早安，打工人！”
“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早安，打工人！”
网络梗年年都有，今年的梗尤其青睐职场人群。从上半年的“摸鱼哲学”到下半年的“糊弄学”，围绕职场文化的热点话题，不断被制造、翻新，屡屡戳中广大都市白领的忧伤心灵。
这回，一句“早安，打工人！”再次让日常996的工友们为之疯狂。
据互联网可考记忆，“早安，打工人！”最早出自于抽象一哥“抽象带篮子”之手。9月末，B站的带篮子个人专区出现多条以“早安，打工人！”为主题的短视频。视频中，带篮子比划着双手，对着镜头高喊：“有人相爱，有人分开，有人夜里看海，有人八九个闹钟都醒不来。早安，打工人！”“朋友们，累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早安，打工人！”等土味励志口号。
大专出身的带篮子常年混迹于虎牙直播间、百度贴吧等平台，以追捧大专生与diss精英文化为己任，经典语录是“带（大）专人，带专魂、带专都是人上人”以及“985、211最后还不是大专生的打工仔”。
随后的10月中，豆瓣网友@熊本是熊火速建立“打工人聚集地”小组，两周之内便吸引了9000多号的豆籍工友。而在微博，#打工人表情包#、#打工人梗为什么会爆火#等相关话题更是几度喜提热搜。
豆瓣“打工人聚集地”小组。
自去年的996风波以来，全球范围内围绕“职场文化”、“职业选择”、“工作制度”的话题讨论不断。
从曾经“越努力，越幸运”的时代宣言，到今天“在地怨为打工人”的调侃自嘲，打工人何以成为跨越各行各业的职业身份认同？“打工人”认同背后，隐藏着哪些关于工作观念与职场情绪的变化？又预示着哪些我们还未察觉的工作困境？
撰文｜王青
从“保安日记”，到“打工人语录”：混合着自嘲与无奈的搬砖心声
“梗”有新旧，新旧之间有承继，也有更新，暗藏着公众情绪的微妙变化。“打工人语录”的起源，恐怕要从去年开始流行的“保安日记”说起。
大约在2019年3月，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悄然兴起一股模仿保安每日汇报工作的文体风潮。
常见的保安日记句式如下：
保安文学表情包。
由于保安的日常工作大多枯燥无聊，大到人生理想，小到当日心情，都可以是保安日记的主题。例如：
微博截图。
不少网友惊喜发现，保安日复一日的枯燥日常和细腻琐碎的情绪起伏暗暗贴合着每个人的生活心声。经由微信群的发酵，模仿保安日记的文体迅速流传开来，人们借此来倾诉烦恼、宣泄迷茫，俨然有了土味版互联网纪实文学之风。类似“我是一个保安，爱吃小熊饼干，整天郁郁寡欢”等金句常年流转于办公室的茶水间。
微博截图。
如果保安日记更多描绘的是打工人百无聊赖的生活日常，最近风头无两的打工人语录则是通过看似正能量的鸡血口号来传达“放弃幻想，低头干活”的自嘲。
微博截图。
在各类以“早安，打工人！”“晚安，打工人！”为主题的网络绝句中，人们描述生活的不易，嘲笑与自己无关的消费主义，并用“奥力给”式的鼓励话语宽慰被迫搬砖的广大工友。
微博截图。
可是，打工人语录为何能够照拂各式打工仔的心？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怨为打工人”：都市白领or富士康工人，我们都是打工人
当现代人常常为工作陷入焦虑，100年前的马克思·韦伯却因为无法工作而焦虑。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将职业视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并将其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找到一份“天职”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天职不仅是为稻粱谋，更是为了寻找个人自我实现的皈依、自我认同的使命，是在不确定性之中确立自身确定性的重要手段。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思·韦伯，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4月。
但对于现代人而言，工作早已被现实经验所“祛魅”。它不再是韦伯式的理想天职，也不是曾经口口相传的“劳动最光荣”，反而重新成为工具化的“谋生手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向？
一方面，人们越发意识到通过工作实现阶级上升的概率越来越小。当知识、信息与资本越来越被垄断在少数的精英手中，大部分人的命运除了陷落，就是等待陷落。无论是被大厂辞退的重病员工，还是被结构优化的 35 岁大厂程序员，很多时候，“直线下滑式”的职场命运并没有因为你就职于顶尖企业而有任何改变。
另一方面，在高速运转的资本机器与细如渔网的任务分工之中，人们越来越难在工作中体会到实质性的意义感。美国人类学家戴维·格雷博
（David Graeber）
就曾在《狗屁工作：一种理论》
（Bullshit Jobs: A Theory）
中将那些缺乏实质性意义的工作称之为“狗屁工作”。他认为，“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文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等——都在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劳作，并且他们也心知肚明。”吊诡的是，哪怕无法证明自己工作存在的意义，作为职务，你又必须假装它的意义存在。
《BULLSHIT JOBS：A THEORY》，[美]David Graeber著，Simon Schuster出版社，2018年5月。
进一步说，即使你的工作本身拥有实质性意义，依旧不代表你能从日常工作中感受到这份意义。金字塔上层的“精英们”也许能在工作中获得实现意义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而大部分普通员工仍需要在各种冗杂的日常性事务中埋头苦干，除了来自上层的反馈，很少能感受到实际的工作价值。
在戴维·格雷博看来，正是现代工作制度让普通劳动者日常必须要进行各类事务性的重复劳动，导致他们越来越难以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价值与快乐：“许多员工每周工作 40 至 50 小时，但有效的工作时间也就 15 小时。剩下的时间用来组织和参加激励会、更新脸书与下载电视盒子。”
无怪乎在豆瓣“说服自己上班的理由”话题之下，年轻人的留言已经不是鸡汤式的“为了意义与自我实现而工作”，转而变成“食堂管饭”、“公司电脑网速快”等日常琐碎的理由和“要还房贷”“养家糊口”的谋生需要。
豆瓣“说服自己上班的理由”话题截图。
某种意义上，在今天，无论你是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格子间的PPT女工，还是富士康的车间工人，大家都陷于日常大量的重复性劳作，也都被各种KPI规训成没有感情的搬砖机器。因此，“打工人”这个说法直接戳到了工作的本质，不仅让看似光鲜的都市白领认清了残酷现实，也让天南海北的各级工友找到了情感同盟，成为横跨各行各业、各个收入阶层的集体性身份认同。
事实上，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
就曾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一书中指出，中国富士康工人的车间劳动，印度、硅谷编程工作，都可以被认为是“数字劳动”。这是因为，这些数字劳工们承受着形式相近的剥削，尤其体现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普遍的加班制度之中。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Christian Fuchs著，Routledge，2013年11月。
“不想上班”与“不得不上班”：打工人身份背后的工作困境与可能出路
时常冲浪的网友肯定记得“不想工作”的代表人物窃·格瓦拉——2016年，广西南宁的周某
（后被网友戏称为“窃·格瓦拉”）
在偷盗电动车被捕后，说出了那一句流传久远的“打工是不可能的，这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
周立齐，幼名阿三，号周某人，广西南宁人，当代网友精神领袖，几大网红之一，世称“窃·格瓦拉”，其成名著作《打工不可能》广为流传，对于底层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是广西文艺界标杆人物。“不可能打工运动”发起人，一生致力于反抗资本压榨，不做资本奴隶，发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不会做，只有偷这种东西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的绝望呐喊，成为不打工文化奠基人。《窃·格瓦拉传》主要讲述周某的生平轶事，从旁观者角度剖析一个偶像的人生、毁灭和复活，细数其作为精神领袖的不平凡人生。（转自知乎）
此言一出，瞬时引来一众网友热捧，周某也被尊称为“自由主义精神领袖，无产阶级偶像、西南看守所守护者、泥垢者、被解放者、不可能打工者”。
今年上半年，周某出狱。他先是坚定拒绝开价百万的网红经纪公司，“不打工，肯定啊。你跟他签约，你就是他的工人。什么都是别人说了算，一点自由都没有。”不久之后，却又出现在了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吸了一波流量。
说到底，窃·格瓦拉只能是一个抚慰人心的“传说”。他的“不想工作”“不可能打工”，与其他流传在社交媒体上的“归田园居”“辞职创业”一同，道出了千万打工者的心声，终究不过是一场脱离现实的好梦。当大部分人回到现实时，面对的还是“不得不工作”的境况。
“不想工作”与“不得不工作”，像一把双刃剑，悬于当代年轻人的头上，无法选择，没有退路。没有工作，意味着衣食难安，生活于是泥沙俱下；有了工作呢，又痛恨工作。今年早前流行一时的糊弄学与摸鱼哲学，也许并不是年轻人真的消极怠工了，而是大家在有限的范围内，试图进行的一场最小规模的反抗。
豆瓣“糊弄学”小组。
更为残酷的是，技术的高速发展之下，很多人面临的已经不是“不得不工作”，而是终将失去工作的宿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里夫金就在《工作的终结》一书中预言：“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世界经济将接近完全自动化生产，大规模地以机器取代工人情况，将迫使每个国家，重新考虑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很多人缺乏正式工作的情况下，在一个国家里重新确定千百万人的机会和责任，将成为即将来临的世纪中，最为紧迫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正在以肉身可感的速度被迫进入“后工作”时代。在后工作的语境之下，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工作所殖民的世界。与各领域的“内卷化”趋势类似，职场的未来很可能是一场系统与人的博弈。“做什么工作”“能不能工作”越发由不得自己掌控，在技术与资本两架巨形机器面前，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又何以建立新的主体性，都将变得尤为关键。
《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 [美]玛丽· L.格雷 (Mary L. Gray) / [美]西达尔特·苏里 (Siddharth Suri)著，左安浦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
值得欣慰的是，自去年的“996.icu”事件开始，许多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与心系工友的热心网友都开始积极搜集各类走出当下工作困境的可能出路。
在个人层面，争取懒惰权、主动辞职、岗位流动等方案广为流传。这些方案的核心要义是在职场范畴内，为个人争取有限的公平与自由。同时，也有不少声音号召工友们破除消费主义的谎言，通过降低物欲，从“你需要工作给你带来很多钱，才能过得很好”的假象中解脱出来。
近年来颇受舆论关注的 FIRE
（th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movement）
运动就是一个好例子。“FIRE”运动是一项生活方式运动，它号召人们“经济独立，早早退休”，提倡“减少开销，珍惜时间和生命能量，而不是物质财富”。该运动的追随者通常在财务管理上有非常细致的思考，鼓励人们通过降低生活水准、赚钱投资等方式，尽快摆脱“出卖时间换金钱的工作”，最终实现工作与生活的自由平衡。
豆瓣“FIRE生活”小组截图。
在群体层面，许多网友提出更为有机的工友合作社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联结包括在职员工与失业员工在内的广大群体，通过建立保健所，为改变工作中的不平等关系而集体分享、讨论和制定解决方案；并通过保健所内部成员和不同保健所之间成立合作社，确保更多生活层面的合作关系。
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案主要聚焦在组织制度与组织管理的变革上。例如，去年 8 月份，微软日本公司
（Microsoft Japan）
就曾实施了一项名为“Work-Life Choice Challenge Summer 2019”的工作改革项目。该项目推行每周工作四天休息三天的工作制，让 2300 名雇员周五与周末连休。结果显示，在该月雇员休假减少了 25.4%，工作效率提升了 39.9%，幸福指数也提升不少。
